出生：1891年6月15日,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九日他先后住在天津老城的城西义和斗店,孙家大院,吴家大院等处,也有时常住宜障后。当时他以剃头为业,是住在很多人伙居的小店儿。白天出去串胡同剃头,晚上休闲时唱上一段在家乡喜爱的大鼓书消遣。在农村种地时,他边干活边哼着小曲,已经学会了许多小段和长篇鼓书,像什么《刘公案》,《拆西厢》,《洪月娥做梦》等。当时下层的贫苦百姓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故此他唱的大鼓深受伙伴们的喜爱。有些人听得时间长了,觉得大家生存都不容易,白听也不合适,有时就主动地多少给些零碎钱。随着观众不断增加,攒起来的零钱反比剃头赚的钱还多,所以他也就逐渐的以唱大鼓作为另一条谋生之路了。因为平时总唱,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练久熟了。自此以后他带着大鼓走街串巷演唱,经常活动在大沽路的小营市场一带。“撂地”演出的条件很差,支个大布篷,用木板钉上几条板凳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：“刮风一半,下雨满完。”刘文彬还常说：“人歇工,牙挂队,肠子肚子活受罪。”由于刘文斌没有江湖门户,进天津城后曾受到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们的排斥,在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,还没收了大鼓。这是因为他没有江湖师父带道,也不懂得“春典”与他们盘道。在天津城干这行是不成了,只好回到店中向老乡们告帮。要想再干这行就必须拜师,他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介绍,在庙会上拜了宋恩德老先生为师。宋先生还专门向他传授了艺人们用的“春典”,门户规矩,据回忆他还在庙会上请了许多艺人们吃了一顿驴肉,烙饼,花去了他整整一年赚的钱。宋恩德老先生是个半盲人,绰号叫“宋瞎糠“。按辈分刘应是“文”字辈,取艺名叫“文斌”。刘文斌的这一支祖师是“梅”家门,排字是按“继,承,龙,元,玉,唐,文,书,化,其”。刘文斌的平辈师兄弟很多,天津的齐文洲,李文俊,唐山的靳文然,齐文丰,刘文迅等都是“文”字辈。经过一番周折的学徒之后,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后又再到天津献艺。这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,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。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,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,改为：“表的是……”开门见山,直接入活。在简洁的基础上再加上嗓音宽厚,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。通过不断演出,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。加上他演唱的曲词准确,通畅,在唱腔方面还吸收了一些农村小曲,地头调。他还有一种唱法,就是吸收老学究儿背诵古诗词的平仄韵味,这种演唱嗡声嗡气,用的是背工嗓,被人戏称“坛子大鼓”。这时他除了搭布篷“撂地”演唱外,还坚持走街串巷,进大宅门,公馆演唱。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应承的。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,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《罗成算卦》,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。李文俊则推荐师兄刘文斌代唱,主家不愿意,便拿刘文斌开心,说；“他长的那样子,哪能唱的了呀？”当时刘文斌正有病,穿戴也不讲究。后来经别人说情,还是让他唱了。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,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,掌声不断。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？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,响彻津门。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,请他演出的剧场也越来越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,因演唱技艺精湛被电台长期录用。通过广播,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,河北等地。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,有“中华电台”,“仁昌电台”,“东方电台”,“青年会电台”。这些电台都是为商业服务,电台开播之前都由演员播上一段商品广告。那时经刘文斌报播的广告有延寿堂的药品广告：“调经养血,一元钱。白喉蛾子,一世福,一家乐。”同时还介绍天津东马路药店的生乳灵。当时经济大战,也都利用电台宣传商品增加效益,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时,也把演员推上了市场。当时拥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,有的大买卖家为了招揽生意,店铺门口放一个大喇叭,每逢早晚,人们都到店铺门前听刘文斌演唱。有的干着半截活把活停下来,也有的正在生着炉子,因听唱把炉子给弄灭了,拿板凳坐店铺门前听。这时刘文斌红了,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。因为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,词曲又通俗易懂,适合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受,尤其是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唱段,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爱。因为他演唱的曲目中,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,喜情节方面特别见长。这些曲目能像聊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,也有些警世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。后来在茶园演出,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况下,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？刘文斌坦诚地说：“我们是京东人,就叫京东大鼓吧！”这就是“京东大鼓”之名产生的经过。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,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生意上的矛盾,按刘文斌的话说：“树大招风了！”这是因为他的节目受到听众欢迎,同时有“中华”,“仁昌”两个电台抢着让他演唱并报广告。“中华电台”要给他提高播出费让他只在此独家电台演播,并说要付多出几倍的报酬。刘文斌为讲信义,毅然拒绝了“中华”的要求。他坚持在“仁昌”,“中华”两个电台演出,因此引起了双方电台矛盾和冲突。“中华”为了抢他,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,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,写着要杀死刘文斌,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。这样一来,闹得乌烟瘴气,空气十分紧张。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,于是和同行们商量,他们提议找延寿堂的乐老板商谋对策。这位乐老板是河北省大城县人,在天津经商多年并且还有些威望。他反复考虑后说：“我去外边走动走动,拜求各方看是否有转机。要是不成就也只能回老家宝坻县再谋生路,天津卫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！”他还把刘文斌留在后院暂避,亲自去西北角拜访王三爷,请求他给予关照解决。乐老板叫刘文斌前来向王三爷述说原由,王三爷听罢马上拿起电话向警察局说：“谁想成心闹事……”接着又说了些让他们关照的话,警察局的官员们当然答应对这件事给予照顾。后来刘文斌花钱请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,继续在两家电台演唱。在他演唱的兴盛时期,正是奉军驻守天津。因为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,与东北的方言容易沟通,所以这些东北人也特别喜欢京东大鼓。随着他的艺龄增长,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。又因他为人也非常朴实憨厚,能与许多艺人们同台献艺并成为益友。在天津曾与花四宝,张寿臣,陈士和,马连登,马宝山,翟青山,刘宝全一起同台演出,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南市燕乐茶园先后与刘文霞,常旭久,于瑞凤,程玉兰,郑蝶影,曹宝禄,高德明,陶湘如,花四宝,白云鹏,戴少甫,于俊波,侯宝林,郭启儒等一起演出。在南市庆云茶园先后与常连安,常宝堃,常澍田,金万昌,马三立,侯一尘,张寿臣,王佩臣等一起演出,从在前几场位置一直到能攒底演唱。20世纪40年代,他在平安茶园长期攒底演出,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。1949年天津解放后,穷苦艺人翻身当家做主,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,刘文斌参加了河西区书曲队还被选为区人民代表。他精神奋发老当益壮,在年近花甲之年还编新,唱新。为了配合宣传他曾在电台演唱过《小二黑结婚》,《刘巧儿》等现代曲目,为形势需要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还演唱过新编小段《送面汤》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,天津市文化局领导多次推荐他到电视台现场直播,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,应该多把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青年一代。他曾在1960年到下瓦房闽侯路20号的河西区戏曲,曲艺培训学校传徒授课,当时跟他学习的有刘振东,王桂茹,李二景等同学。逝世：1967年,农历丁未年
刘文斌的演唱能受到社会各阶层听众欢迎,这与他的弦师配合默契是分不开的。他的弦师李景山先生,也是他的同乡。刘老师在幼年时他俩就搭伴演唱,几十年来没有分开过,直至李景山先生于1960年病故为止。因李景山先生病故,刘文斌也就退出舞台不再演唱了。刘文斌早年没有收过专业弟子,只在日伪时期亲传一名徒弟。他按本门户传“书”字辈取艺名卢书中,三年习艺期满后颇有发展。可惜英年早逝,刘文斌因弟子去世而伤感,再加上平时演出繁忙也就没有再继续收徒。他的儿子叫刘少斌,幼年学习弹弦专门为京东大鼓伴奏,弹得很有特色颇具其父遗风。曾在电台为介绍刘文斌的艺术生平,还请刘文斌的弟子们帮忙回忆刘文斌的事迹并整理出文稿播放,已辞世。刘文斌在社会上以及工矿企业的徒弟却是桃李满天下,虽然这些弟子们的唱法各有不同,确实都是向刘文斌学过艺。他的业余弟子有李承秀,董湘昆,王辑馨,刘汉武,岳金义,宋万峰,张梁,孙志华等,其中董湘昆成就最大。
刘文斌的京东大鼓能受到听众的喜爱,并达到日臻完美的艺术成就,主要原因就是没来津前,在农村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炼。他幼年时就爱听大鼓书,受张瘸老,霍亮的影响,已经学会一些小段和长篇鼓书,边干农活儿边哼唱,同时也买些唱本改编演唱。比起其他艺人他能识字,但文化水平并不高。有一次唱《拆西厢》时,其中有一句“咱们老爷贪赃图了贿,屈了人家的好文才。”错把“图了贿”唱成“图了有”,让有文化的人喝了倒彩,结果闹出了笑话。这一次失败成了他的动力,一方面他又继续学习文化,另一方面在农闲或荒年旱月,去口外做些小买卖,开阔眼界闯荡锻炼。当时北口外是古北口,喜峰口的长城以外,那时人们“常去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”的地方。有时骑着毛驴,有时挑着挑,带些日用小商品,如针,线,顶针,火镰,灶王神马儿,年画,皮鞭梢儿等东西赚些小钱。有时到山里农家支起大鼓连说带唱,挣些粮食到集上换些铜钱。这样他既得到了锻炼又增加了阅历,也可赚些钱养家餬口。当时艺人演唱很艰辛,他有时连续唱五六个小时。唱得时间长了,嗓子哑了,没有什么灵丹妙药。因为唱不出了声音心里着急,就用听别人传的偏方,用辣椒熬水一喝就是半碗。所以他的嗓子后来变成沙哑,因此他又坚持苦练,终于练出一条利用头腔和脑后音共鸣的坛子味。这种味道最有特点,一般人难以模仿,因为有了这些经历给他来天津演出奠定扎实的基础。